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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中国最小平反右派冤海浮沉60载河北民间反腐“老战士

时间:2018-05-16 12:17  来源:网络整理  阅读次数: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中国最小平反右派冤海浮沉60载

河北民间反腐“老战士”蒋少芳的实名举报之三

【作者提示】是气所磅礴,凛烈万古存。当其贯日月,生死安足论。举报河北省宽城县残害中国最小平反错划右派,蒙冤受害半个多世纪。隐匿多位高层领导批复,造假骗批“无理上访”,追捕关押17年!毁灭前县委5件平反批复决定伪造3件县委公文偷梁换柱;扣压平反错划右派补发工资50年。

(一)

我是全国最小的右派,但我又不是“右派”。 1958年中国反右时,我才14岁,在宽城中学读初二,是年级组中年龄最小的学生,可成绩一向名列前茅,是中小学部少先队大队组织委员。

那时我年幼单纯,根本不知做人之险恶。语文教师赵凤阳师道无德,作风不正。他已是有妇之夫,且有女绕膝,却贪恋女生,心怀叵测,而居心陷害一无辜青年。为此我坦率直言,说了些公正的话,哪知赵凤阳怀恨在心,借反右派斗争,对我们捏造罪状,罗织罪名,硬把我们与小学右派教师周景馨拉扯在一起。当时,青龙县教育系统在青龙中学搞反右派集训,一些人对周景馨残酷殴打逼供。后来,周受刑不过,竟违心供认我等是他组织的。这样,学校上报材料(是赵凤阳亲笔书写炮制的),青龙县委于1959年6月按“右派落后分子”(我才14岁,年龄太小,划右派尚不够格),给予我“留校察看”处分,当年不准毕业。——这是1981年为错划右派平反摘帽时已查清的历史事实。

五伦大德皆沦丧,风流教师造冤孽,冤海浮沉60载,惊世公案再警世。今日得告白,斯情甚可哀!

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前,我们紧张复习功课,迎接升级考试。我与姜瑞芝、王清洁这两个女孩是最要好,我们学习玩耍常在一起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和姜瑞芝最先来到教室,打算带上书本和座垫去学校前山复习功课。当我去王清洁座位取书时,发现课桌里的座垫上放着一个折成“ⅹ”的书信。好奇心驱使我俩打开来看,原来是一首长诗,看字迹是王力琢写的,再细看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电影里的唱词,有些句子用省略号代替了。我们好奇怪,不懂得是啥意思,念着词句转圈子,在教室里嬉戏着。

这时,语文教师赵凤阳走进教室,他要去了这封信,看了看,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。(从此埋下了祸端,这一情节,过后我就淡忘了,这一忘就是22年)。

为时不久,王力琢就成了团队组织攻击的对象。赵凤阳是学校团总支书记,他召集学生干部写稿在黑板报上批判他。我很不理解,王力琢是班级为数不多的团员,喜好文学,爱写诗,是个志存高远的好青年,没犯什么错误,怎么就大动干戈地批判他呢?

王力琢性格内向,少言寡语,可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。有一天晚自习课,竟与李友吵闹起来。他似乎很苦闷,常到瀑河边大堤上徘徊,深夜不归,有时酗酒。

有一天,一位团干部说,校团组织要开除王力琢的团籍。我很吃惊,这是个一心想当诗人、作家的青年学生,若开除团籍,就意味着毁掉了他的前程,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我想知道王力琢为什么变得这样不可思议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我想尽力设法帮助他。

然而,那个年代男女同学封建意识都很浓重, 彼此是不能随便谈心说话的,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后一座位的男生李百良。他是个热情人,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在学校沸沸扬扬批判王力琢时,王清洁悄悄的退学了。她说是去剧团演戏,其实是躲避赵凤阳的追逐,她实在没法再读书了。

王力琢对同学心怀敌意,心中的苦痛缄口不言。李百良用一个月的时间,才能慢慢接近他。在全校师生歧视、攻击他时,李百良主动与他亲近,谈心交朋友,王力琢被同学的真诚感动了,他终于敞开心扉,向李百良说出横在心间的悲苦家事:

他家在缸窑沟村,父亲是煤矿工人,家里继母带来一个妹妹,已16岁。其父行为不轨,致使其妹身怀有孕。其父于一个月前叫他回家,让他与其妹定亲成婚,其妹身孕之事让他给应承下来。王力琢当然不肯,其父痛哭流涕,说如果此事张扬出去,他在煤矿要被开除,自己丢人活不下去了,说着给儿子下跪求情……。如不答应,就断绝他求学的经济来源,其父还寻死觅活地闹腾……。

家庭的不幸,学校团组织的欺凌,王力琢心里倒海翻江。可那时年幼单纯的我,如一泓清泉。我希望他不要与学校对立,又希望学校知道他的悲苦处境,能够谅解他。出自对同学的坦诚与率真,我向学校最高领导人朱文选主任说出了我了解到的王力琢的家事,要求学校“多一份同情,少一点苛责”。

以后的一些日子似乎恢复平静,学校没有开除王力琢的团籍。在订阅的《诗刊》、《人民文学》里,我读过一些反右派的诗组和一些批判文章,右派与正派,那是社会问题,但绝没有想到这股政治风云会向几个青少年学生袭击而来。

小学部的周景馨教师,听说成了右派,挨批斗。中小学部是一个大操场,一个食堂。王力琢和周景馨常在一起打篮球,到瀑河边散步,晚上又同住宿在一个大火炕上,这样,王力琢就遭受牵连。

缸窑沟小学有一个学生课外活动小组,类似后来的“学雷锋小组”叫“铁木耳”。王力琢是小组成员。“铁木耳小组”成员经常帮助矿工家做好事,这个小学时期的儿童组织,数十人也逐个坦白交待受审查。一时间黑云翻滚,乌烟瘴气。

我家住在宽城西街,我是在宽城读小学上中学,与“铁木耳”毫无牵连与瓜葛,也竟被审查。与小学部周景馨本无任何往来与联系,也竟被一次再次审问。后来青龙县委派人来校与我谈话,又有公安人员搜查了我的家。更让人费解的是赵凤阳还问“反动标语”,对此我更是一无所知,不知反标写在哪里,不知反标是什么言词。

1959年6月,学校宣布对我们的处分。我和王力琢是“留校察看一年”,当年不准毕业,李百良则被开除学籍。

我懵懵懂懂地受到处分,什么原因,什么问题,一概不知。既然是“留校察看一年”,为了升学,我得忍耐,实在无奈。

李百良从此失学,对他我是负疚而惭愧。王力琢转学去了东北阜新大伯家,他是逃出宽城这块伤心地,另寻生路。而我一年以后,升入宽城高中。1961年宽城高中合并到青龙中学。

1961年,反右派甄别时期,我从青龙中学发信给宽城学校,要求学校对我的问题予以再审查,但宽城学校以“年龄小,不留档案”而欺骗了我。

1963年我高中毕业报考高等院校文科系。政审合格,家庭成份是学校派人专程去故乡调查取证,为“中农成份”,批准可以报考“机密科系”。

我高考成绩平均分数77分,是青龙中学最高分数。有位青龙籍的教师在承德地区负责招生工作,他说我被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录取了。但始终我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,青龙中学也不知什么原因,但宽城人传说,我因是右派才不准升大学的。

后来,承德地区招生办高主任,在总结63年招生工作会议上,特别指出取销我大学录取资格是错误的。因为63年高考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(60分)只有我一个考生,因此弥足珍惜。